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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英杰|论国际航空承运人责任公约中“国际运输”的认定

发布日期:2024/9/10 15:44:09 浏览:

来源时间为:2023-11-16

术语“国际运输”的准确认定,是决定1929年华沙公约和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是否适用的重要问题。如果未能准确认定“国际运输”,将可能导致同样性质的航空运输在各当事国受到不同法律规范的调整,甚至背离公约规则而仅适用各当事国的国内法。在2015年“楼某某诉某航空公司案”中,人民法院以“承运人国籍”作为标准来决定公约适用问题,背离了公约规定的认定国际运输的“航程”标准,未能准确认定公约规定的“国际运输”。通过阐明公约认定“国际运输”的标准与原理,能够明晰该案中适用公约时存在的问题,并为中国法院准确适用公约提供建议。

一、引言为了消除各国在航空立法间的冲突,国际航空业达成了1929年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华沙公约),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的修订和完善,最终经由199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对华沙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规则作出了更新和取代。本文所要讨论的国际航空承运人责任公约,即是这些公约和议定书所共同构成的“华沙—蒙特利尔”公约体系。对于“国际运输”的认定,是“华沙—蒙特利尔”公约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关系到公约规则在各当事国法院中的落实,亦是国际航空旅客通过公约来主张救济的必要前提。华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二者的共同第1条均详尽地界定了“国际运输”这一基本概念。然而,各当事国法院在援引国际航空承运人责任公约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国际运输”的认定问题存在着分歧。以“楼某某诉某航空公司案”为例,法院在该案中以“承运人的国籍”作为标准来选择适用公约,这与公约所确立的以“航程”为标准来认定“国际运输”的理念并不吻合。二、“楼某某诉某航空公司案”中的公约适用问题

(一)案情概要

2015年3月22日,原告楼某某花费869欧元(当时约合5750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只某品牌的行李箱。2015年4月1日,原告搭乘被告某航空公司经营的飞机从意大利米兰前往中国上海,中途在某地转机,前后两个航段均为某航空公司经营的航班。在运输过程中,原告托运的该某品牌行李箱被破坏;原告在浦东机场取行李时发现此事,遂在机场备案,并与被告交涉,但被告始终不愿意赔偿。经厂家授权的维修中心鉴定,该行李箱箱体严重破裂,已经无法修复。该行李箱在国内的零售价为13380元。之后,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照中国所缔结的蒙特利尔公约判令被告赔偿。

(二)一审法院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9日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事实并无较大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适用何种法律确定赔偿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系某国法人,所涉合同内容为国际运输,因此法院认定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当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审理过程中,法院并未发现双方对赔偿适用的法律有明确约定。本次运输的最终目的地为中国,本案原告亦是中国国民,在中国境内有住所,且被告经营到达中国领土或者从中国领土始发的旅客航空运输业务。故一审法院认定,中国法律与本案所涉合同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当适用中国法律。根据民用航空法,外国人经营的外国民用航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民用航空活动,适用该法规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因此,本案应当优先适用中国缔结的相关国际条约,即华沙公约或蒙特利尔公约。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国与某国均为缔约国)的规定,最终认定本案所涉合同应当适用中国与某国均为缔约国的华沙公约,而非某国尚未批准的蒙特利尔公约,其赔偿应根据华沙公约所约定的赔偿标准来计算。

(三)二审法院裁判要点

原告不服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中国加入了蒙特利尔公约因而不应优先适用华沙公约,本案应适用民用航空法和蒙特利尔公约的相关规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并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于原审中的诉请。上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对该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二审法院亦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应以何种法律确定赔偿标准。二审法院认为,上述两项公约对行李赔偿限额这一相同事项作出了不同规定,华沙公约为先,蒙特利尔公约为后,两者效力并无高下之分。中国应当履行条约义务,但在条约内容冲突的情况下,以何为准并不明确,因此法院根据调整条约关系的国际公约(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作出判断。中国系华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且均已批准生效。某国系华沙公约缔约国,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蒙特利尔公约已对某国生效。因此,本案所涉运输合同纠纷应当适用中国与某国均为缔约国的华沙公约,而非某国尚未批准的蒙特利尔公约,并应根据华沙公约所约定的赔偿标准计算赔偿金额。最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关于“国际运输”认定的法律争议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裁判中,均认可了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何种法律确定赔偿标准;并在楼某某与某航空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6民初14734号民事判决书。楼某某与某航空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10786号民事判决书。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作为双方当事人之一的承运人(即某航空公司)的国籍(即某国),是决定本案适用何种法律所要考虑的因素。也就是说,法院采用的是“以当事人的国籍来决定公约是否适用”的裁判思路。然而,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上述的裁判思路,虽然符合一般涉外案件的裁判要求,但是却未能尊重国际航空承运人责任公约所确立的规则。事实上,适用国际航空承运人责任公约并藉此认定“国际运输”,并非是以承运人的国籍、旅客的国籍或住所、航空运输合同的订立地作为认定标准,而是由航空运输合同所约定的“航程”来决定的。至于这里的“航程”,须以合同所约定的“始发地”(本案中的意大利米兰)、“目的地”(本案中的中国上海)及“约定的经停地”(本案中的某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具体内容,并且应当对以上始发地和目的地作出“整体性”“客观性”的认定。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展开解释。三、华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以“航程”为标准来认定“国际运输”

(一)公约以“航程”为标准规定了三类“国际运输”

华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均详尽地界定了“国际运输”这一基本概念,且两部公约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大致相同。然而,在法律效力上,蒙特利尔公约第55条规定了如果双方当事国均既签订了华沙公约又签订了蒙特利尔公约,则后者应当优先于包括华沙公约在内的国际航空运输所适用的任何规则。本案中,由于“航程”的始发地(意大利)和目的地(中国)均既签订了华沙公约又签订了蒙特利尔公约,故蒙特利尔公约优先适用,下文将以蒙特利尔公约作为分析文本。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2款规定:“就本公约而言,‘国际运输’系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不论在运输中有无间断或者转运,其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是在两个当事国的领土内,或者在一个当事国的领土内,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有一个约定的经停地点的任何运输,即使该国为非当事国。就本公约而言,在一个当事国的领土内两个地点之间的运输,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没有约定的经停地点的,不是国际运输。”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3款又规定:“运输合同各方认为几个连续的承运人履行的运输是一项单一的业务活动的,无论其形式是以一个合同订立或者一系列合同订立,就本公约而言,应当视为一项不可分割的运输,并不仅因其中一个合同或者一系列合同完全在同一国领土内履行而丧失其国际性质。”据此,公约以运输合同约定的“航程”决定航空运输是否属于公约项下的“国际运输”;而这里的“航程”,须以运输合同所约定的“始发地”“目的地”及“约定的经停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具体判定内容。至于承运人的国籍、旅客的国籍或住所、航空运输合同的订立地等其它的因素,均不影响“国际运输”的认定。根据公约,以“航程”为标准,“国际运输”被分为三种类型:(1)“单次航程”(或称“单程运输”),其始发地和目的地分别在两个不同当事国境内;(2)“往返航程”(或称“往返运输”),其始发地和目的地在同一当事国境内,而在另一国境内(无论是否为当事国)有一个“约定的经停地”;(3)“连续航程”(或称“连续运输”)中的纯国内航段,其分别由几个承运人进行,且该运输应被认为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

(二)“单次航程”情形下“国际运输”的认定

“单次航程”(或称“单程运输”)的判断标准较为简单,只需考察该运输的“始发地”及“目的地”即可,只要这两个地点在两个不同的当事国境内,则该运输就属于公约项下的“国际运输”。例如,中国上海→法国巴黎。前文中所援引的“楼某某诉某航空公司案”,就属于“单次航程”;至于其“中转地”(某地)的法律性质,将在后文中介绍。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单次航程”而言,如果始发地和目的地二者之中,有一者位于非当事国境内,或者二者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非当事国境内,那么这种单程运输虽然具有“国际性”,但并不构成公约意义上的“国际运输”。由于“单次航程”比较易于识别,因此通常来说不易引致争议。一旦某地运输被认定为公约项下的“国际运输”,则法院应当直接适用始发地和目的地所处的两个国家所共同缔结的公约;反之,则一般会适用目的地所在国的国内法。

(三)“往返航程”情形下“国际运输”的认定

1.往返航程的“始发地”和“目的地”要求

一段航程从公约的当事国始发,目的地为另一国(无论该国是否为当事国),并择期返程,即为“往返航程”。例如,中国(当事国)上海→某地(非当事国)→中国(当事国)北京。“往返航程”应被看作一个单一的整体的运输,而非两段相互独立的运输。这是因为,如果把“往返航程”看作两段相互独立的运输,那么当“目的地”位于一个非当事国时(如上面例子中的某国),就会导致其“始发地”和“目的地”分别位于当事国和非当事国境内,进而不构成公约项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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