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明晰,认定“约定的经停地”时应当考察哪些证据。蒙特利尔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就旅客运输而言,应当出具个人的或者集体的运输凭证,该项凭证应当载明:(一)对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的标示;(二)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是在一个当事国的领土内,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有一个或者几个约定的经停地点的,至少对其中一个此种经停地点的标示。”通常情况下,若要确定经停地是如何约定的,则只需考察运输凭证即可。然而,实践中存在着运输凭证中未能明确记载“约定的经停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航空法学界一般认为,由于承运人有权事先制定飞行计划,并确定预期的经停地,处于较强势的地位,故此,只要旅客或货主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就意味着双方对于“约定的经停地”达成了合意,但承运人有义务将“约定的经停地”告知旅客或货主。在司法判例中,有法官认为,如果承运人在运输凭证上载明“航班时刻表是运输凭证的有效组成部分”,并且承运人所公开的航班时刻表亦载明了经停地点,那么就能认定承运人已经充分履行了向旅客或货主告知“约定的经停地”的义务,并且旅客将被推定知晓并同意了该“约定的经停地”。此外,即使航班时刻表和运输凭证上均未载明“约定的经停地”,法院也可以参考旅客与航空公司或旅行社之间在购票时所作的沟通记录。其次,“意外的停留”并不构成“约定的经停地”。在1936年Greinv.ImperialAirwaysLtd.案中,法庭对“约定的经停地”作了如下定义:“所谓‘约定的经停地’,是航空器根据合同约定,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所停留之地。不论其目的,亦不论旅客在该地或能享有的任何中断旅行之权利,该约定之地点均不受更改。”“约定的经停地”应当排除“意外的停留”,这也是“约定的”一词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有时会因意外天气、机械故障、突发事件、意外的油量不足、旅客突发疾病等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备降,公约亦允许承运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变更经停地。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对于该航程的“国际运输”认定不受影响。这意味着,只要航空运输合同中存在着位于另一国(无论该国是否为当事国)的“约定的经停地”,则即使因特殊情况而使得该“约定的经停地”发生变动乃至取消,也不影响“国际运输”的认定,至于这种“意外的停留”是为了停机加油或紧急下客或其它原因,都不必考虑在内。
(四)“连续航程”情形下“国内航段”的“国际运输”的认定
1.连续航程需具备“单一和不可分割性”
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3款规定:“运输合同各方认为几个连续的承运人履行的运输是一项单一的业务活动的,无论其形式是以一个合同订立或者一系列合同订立,就本公约而言,应当视为一项不可分割的运输,并不仅因其中一个合同或者一系列合同完全在同一国领土内履行而丧失其国际性质。”公约的这项规定意味着,当由几个连续的承运人履行的由国际航段和国内航段所共同组成的连续运输被视为一项“单一的业务活动”且是“不可分割的运输”时,那么其中的国内航段则可以被认为具有国际航空承运人责任公约意义上的“国际性”,并受到公约调整。例如,中国上海→中国北京→英国伦敦→英国爱丁堡,如果这三个航段被运输合同各方认为是一项“单一的业务活动”且是“不可分割的运输”,那么其中的第一段和第三段虽然是“国内航段”,但也一样具有公约意义上的“国际性”。公约的这项规定,旨在简化由几个连续的航空承运人进行运输的情形。倘若没有该规定,那么这种连续运输中的旅客与各承运人所签订的航空运输合同将各自独立,进而使得每段运输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公约乃至仅受国内法的规制。2.认定“单一和不可分割性”需重视当事人之间的“合意”
与“往返航程”中所要求的“客观性”认定相类似,在考察“连续航程”时,乘客对于旅程目的地的秘密的、未公开的意图,亦不能改变运输合同中所载“国际运输”的性质。如果合同各方当事人,在客观上所表现出对整个运输的性质的认识,是明确且没有歧义的话,那么法院就不必再另外考虑证明当事人主观意图的证据。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3款表明,包含旅客在内的运输合同各方对于运输的“单一和不可分割性”的“合意”是非常重要、对于认定“连续航程”是具有决定性的。法院在认定“连续航程”所终到的目的地时,决不能将其认定成与各方当事人所明确达成一致的意图相矛盾的地方。反之,如果只有一方当事人,单方面认为某段国内航班是国际旅程的一部分,则这类主张通常不会受到支持。例如,如果旅客从两家不同的航空公司购买了不同的机票,其中一张国内航班的机票、一张国际航班的机票,且两张机票均未提及另一张,那么即使该旅客随后主张其旅行意图是一场单一的、整体性的国际行程,公约也不能适用于其中的国内航班,而只能适用于那张单独出票的国际航班。此外,如果“往返航程”运输中包含多个连续的承运人,而包含旅客在内的合同各方都认为这是一个“单一和不可分割”的运输的话,那么该运输的“目的地”就应当是该客票所最终到达之地,也就是该“往返旅程”的“始发地”。这也符合认定“往返航程”时的“整体性”要求。四、对“楼某某诉某航空公司案”的评价在“楼某某诉某航空公司案”中,承运人某航空公司的国籍(即某国)是否为蒙特利尔公约的当事国,对该公约的适用并无影响——一方面,如前所述,承运人的国籍不是判断“国际运输”的标准;另一方面,本案中“意大利(当事国)米兰→某地(非当事国)→中国(当事国)上海”航程的始发地和目的地分别为意大利和中国,而某地只是转机地点,故对于整个运输合同应当作出“整体性”的判断。这符合蒙特利尔公约第1条第2款中“‘国际运输’系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不论在运输中有无间断或者转运,其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是在两个当事国的领土内的任何运输”所规定的公约项下的“国际运输”,且其类型为“单次航程”。由于意大利(始发地)和中国(目的地)均为蒙特利尔公约的当事国,所以该案应当直接适用蒙特利尔公约,而不必考虑某国是否为公约当事国。目前中国民用航空法中涉及“国际运输”认定的条文,基本上是直接使用了公约文本的表述。例如民用航空法第107条规定:“本法所称国际航空运输,是指根据当事人订立的航空运输合同,无论运输有无间断或者有无转运,运输的出发地点、目的地点或者约定的经停地点之一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运输。”又如第108条规定:“航空运输合同各方认为几个连续的航空运输承运人办理的运输是一项单一业务活动的,无论其形式是以一个合同订立或者数个合同订立,应当视为一项不可分割的运输。”以上规定虽有助于使得国内航空立法与国际航空承运人责任公约的规则相契合,但是为了能够让法官更清晰地解读这些规则的内涵,笔者建议,可以通过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民用航空法中关于认定“国际运输”的内容予以细化的解释说明,以避免背离公约规则的裁判思路和适用路径。另一方面,中国亦可考虑将一些准确处理国际航空运输纠纷的案例上升成为指导性案例,使得法官们能够借由这些指导性案例,来更加准确地解释与适用公约规则,减少和避免误解。结语以“华沙—蒙特利尔”公约体系为代表的国际航空承运人责任公约,确立了以“航程”作为认定“国际运输”的标准。“航程”需以航空运输合同所约定的始发地、目的地及约定的经停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具体内容。“楼某某诉某航空公司案”的裁判逻辑表明中国法院在认定国际运输与决定条约适用时仍可能存有瑕疵,中国未来可以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以避免背离公约规则的裁判思路和适用路径,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履行公约义务。这也有助于让中国在参与国际航空业的全球治理中,发挥出作为一个航空强国在法律适用方面的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