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均确认了注册地在不同国家这一标准。客观地说,公约没有规定注册地标准,而仅仅规定了营业地标准,而且公约没有对营业地这一概念进行定义,而将这一定义权让渡给了各个成员国。对于“营业地”这一概念,各国法院或仲裁机构对此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法院将“营业地”界定为企业实际上开展经营活动的地方,而法国仲裁机构则将它定义为一个组织的永久、稳定开展经营活动的地方。尽管如此,公约在实际上也认同了注册地这一标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司通常在其注册地开展经营活动,即公司营业地和注册地是一致的。尤其在我国法院适用公约时,我国司法机关无疑将“营业地”直接定义为“注册地”。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1款和公司法第192条均直接规定了这一标准。
第三,均确认了“居住地在不同国家”标准。由上可知,在当事人为自然人时,公约将“习惯居住地在不同国家”作为国际商事合同的判断标准,而我国则明确规定“经常居住地在中国境外”作为判断标准。尽管两者使用的名称不同,但“习惯居住地”和“经常居住地”都是指一个自然人经常居住的地方。
2.两者的不同点
尽管有上述共同点,两者的认定标准,还是有以下区别:
第一,对待国籍标准的态度不同。公约明确规定当事人的国籍不是判断合同国际性的一个标准,而我国却认同了这一标准。公约之所以没有将国籍作为认定标准,是因为国际货物买卖的典型特征是将货物从一国销往另一国,国籍因素无关紧要。而我国之所以将国籍作为一个认定标准是因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不仅适用于涉外货物买卖合同,而且还适用于“物权关系”、“家庭婚姻关系”、“继承关系”、“侵权关系”等民事法律关系。以“家庭婚姻关系”为例,如果一位中国女士和一位外国男士结婚,自然必须认定双方的国籍。
第二,对“物之所在地”、“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地”的态度不同。我国司法解释将上述两地所在国作为判断涉外民事关系的一个标准,而公约则没有。我国之所以将它们视为判断标准,是因为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同时规范涉外“货物买卖合同”、涉外“物权关系”、涉外“家庭婚姻关系”、涉外“继承关系”等;而公约没有必要将它们视为判断标准,因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来自不同的国家,相对于其中的一方当事人来说,货物总是位于其他国家,合同也总是在外国签订的。
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也产生了两者之间的第三个差异:即我国规定的涉外民事关系的判断标准多于公约。但就民法典合同编而言,这并不会导致该法调整范围的扩大,因为在民法典合同编意义上,不管是中国人(含法人)和外国人(含法人)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还是两个外国人(含法人)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都属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已经构成货物买卖合同情况下,货物是否在国内,合同在哪一个国家签订,都无关紧要。
四、基本原则的比较
无论是民法典合同编,还是公约都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也构成两者的基础。那么,这些基本原则有哪些呢?下文就此进行论述。
公约下的基本原则
公约第一部分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它们分别为第6条的“意思自治原则”和第7条第1款的“诚信原则”。另外,公约第7条第2款还规定了“填补法律空缺规则”,据此凡属于公约规范的、但又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的事项,应按照公约所依据的“一般法律原则”来解决,公约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类“一般法律原则”的内涵。学界和司法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样的“一般法律原则”有“意思自治原则”、“诚信原则”、“合同形式自由原则”(公约第11条)、“减少损失原则”(公约第77条)、“遵从国际贸易惯例原则”(公约第9条)、“禁止反悔原则”、“宣告合同无效作为最后救济手段原则”(公约第49条和第64条)、“充分赔偿原则”(公约第74条)、“债权人延迟支付时要求支付利息原则”(公约第78条)等。
民法典合同编下的基本原则
1999年合同法总则的第一章就规定了以下基本原则:“平等原则”(合同法第3条)、“自愿原则”(合同法第4条)、“公平原则”(合同法第5条)和“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条)。虽然民法典合同编的“通则”部分没有此类规定,但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一章“基本规定”中的第4条、第5条、第6条、第7条同样确认了以上四个基本原则;由于合同编是民法典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后面分编调整的事项,所以民法典第一编第一章中确认的四个基本原则同样也是合同编的基本原则。
此外,民法典第12条结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还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民法典第469条则确认了“合同形式自由原则”。
两者的比较
由上可知,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既有共同点,即它们均明文确认了“意思自治原则”、“诚信原则”和“合同形式自由原则”;又有区别,即公约没有明文规定“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而民法典则确认了这些原则。那么是否果真如此呢?它们之间有何异同?下文逐一予以分析讨论。
1.“意思自治原则”
公约第6条和民法典第12条结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均明文确认了“意思自治原则”。这一原则的本意应该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有确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中的相关规定均确认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它们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根据公约第6条规定的字面意思,即使具备了适用公约的前提条件,双方当事人也可以排除公约的适用,或减损或改变其任何条款的效力。由此可见,公约下的“意思自治”是指: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是处理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关系、解决纠纷的优先依据,而公约本身仅仅是一个辅助依据;如果公约的规定与合同条款不一致,应该优先适用合同条款;只有在合同没有约定时,才适用公约的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可见,我国法律下的“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享有的自由选择解决合同争议法律的权利。当然,根据我国最高法院对“涉外民事关系”的司法解释,只有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才享有自由选择解决合同争议法律的权利,而国内合同的当事人则没有这一权利。
2.“合同形式自由原则”
公约第11条确定了这一原则。据此,“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方式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它要求的限制。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这种合同的签订”。民法典合同编第469条同样确认了这一原则:“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由此可见,尽管合同法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其内容实质上与公约没有差异。
3.“诚信原则”
公约和合同法均明文规定了这一原则。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这一原则,据此“在解释公约时,应该考虑到……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遵从的诚信原则”。而这一原则也被规定在民法典第7条中,“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尽管两者均确认了这一原则,但它们之间还是具有以下区别:它们的义务主体并不完全相同。公约的义务主体主要是法官和仲裁员,因为该款规定在“在解释公约时,应该考虑到……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遵从的诚信原则”,这里的解释者是指谁呢?他是指适用公约规定解决纠纷的法官和仲裁员。而我国这一原则的义务主体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因为该条的字面意思表明了这一点。
尽管存在着上述文义上的区别,但这一区别在事实上并不存在。国际商事合同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公约中的“诚信原则”不仅适用于法官或仲裁员,而且同样适用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和履约行为,因为诚信原则同样也是构成公约基础的一般法律原则。这一观点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公约中的许多条款在实质上都确认了这一原则。在合同订立阶段,公约第16条第2款便是体现这样原则的一个条款,根据该款规定,“如果在要约中写明了承诺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b)如果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项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而且已基于信赖采取了行动”,那么,要约人便不得撤销其要约。尽管这里没有提到“诚信原则”,但它无疑体现了这一原则,因为要约人在其发出的要约中载明了承诺期,或他通过其它行为表明他不会撤销其要约时,不撤销其要约是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在合同履行阶段,公约第40条也反映了这一原则,因为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货物缺乏相符性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事实相关,而且卖方没有将这些事实告知买方”,则卖方无权援引第38条和第39条的规定对抗买方因货物中存在的“不相符性”而提起的赔偿请求。此外,公约第49条第2款、第64条第2款、第82条、第85、第88条同样确认了诚信原则。
当然,民法典的许多条款也确认了这一原则,例如,第476条同样确认了两种要约不可撤销的例外情形,第621条第3款同样免除了买方对“货物不相符性”知情时的通知义务。
4.“平等原则”
如上所述,民法典第4条规定了这一原则,而公约则没有明确规定这一原则。那么,公约是否真的放弃了这一原则呢?答案是否定的。根据民法典第4条的规定,这一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可见,这一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谈判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是否与对方签订合同,而且合同的内容是由双方协商共同决定的,任何人不得强迫对方与其签订合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公约的条款,便能发现其许多条款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首先,公约第14条体现了这一原则,因为根据该条规定,任何人不仅有权选择自己合同的对方当事人,而且有权决定以什么样的条件与对方签订合同;公约第18条第1款同样反映了这一原则,因为根据该款的规定,受要约人可以自行决定接受或拒绝要约人向其发出的要约。此外,这一原则也体现在公约第15条、第18条和第19条中,因为根据它们的规定,要约人或受要约人均有撤回要约或承诺的权利,受要约人也有权对要约内容进行修改,而要约人也有权对修改的内容表示拒绝或接受。所有这些条款均表明:在公约的语境中,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当然,民法典合同编相对应的条款也落实了“平等原则”。其中第472条保证了要约人对要约内容的确定权,第479条则保证了受要约人对要约的接受或否决权,第475条和第485条则分别确认了要约人和受要约人撤回其要约或进行承诺的权利,第488条-第489条则保证了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的更改和要约人对更改后要约的确认权。
5.“自愿原则”
与上述“平等原则”一样,民法典第5条明确确认了“自愿原则”,但在公约的101个条款的字面意思中,我们难以找到这一原则。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这也是构成公约存在基础的一个一般法律原则。根据民法典第5条的规定,这一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尽管公约没有明确规定这一原则,但其许多条款也确认了这一原则。首先,公约第14条体现了这一原则,因为根据该条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合同对方当事人;其次,公约第18条也同样确认了这一原则。因为根据该条规定,受要约人可以决定接受或拒绝对方向其发出的要约;如果他不愿意与要约人签订合同,他完全可以拒绝该要约。另外,如果他愿意与对方签订合同,却不同意要约的内容,它可以根据第19条的规定改变要约的内容。此外,公约第29条同样确定了“自愿原则”,因为经过合同当事人的协商一致才可以对合同进行修改或终止合同。协商一致本身不仅是自愿原则的保证,也是这一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实际上,公约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