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军|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中国民法典合同编的比较

2023/8/17 8:55:47 点击: 次

来源时间为:2022-05-13

原创高旭军上海市法学会东方法学收录于合集#上海法学研究620个#法学986个#核心期刊921个

高旭军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要目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的可比性

三、国际商事合同的判断标准的比较

四、基本原则的比较

结语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文简称“公约”)对我1999年的合同法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生效,其合同编在原则上接受1999年合同法条款的基础上也对该法作了大量的修改。那么,在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之间是否依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呢?首先通过对两者形式和内容进行粗略的比较论证了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之间的可比性,然后重点比较两者规范国际商事合同的判断标准的条款,分析了各自确认的“诚信原则”、“意思自治原则”等基本原则,从而揭示了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在上述规定方面的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公约于1980年通过,并于1988年生效。经过40年的发展,公约在推动国际贸易平稳发展、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等方面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其成员国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上,截至2020年12月底,包括中国在内的94个国家成为其成员国;而且还体现在它已经成为解决国际贸易合同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上,截至1996年,根据不完全统计,各成员国法院和仲裁机构适用公约解决贸易合同纠纷的案件数量高达4500件。在同一时期,我国在合同法领域也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我国于1981年9月在公约上签字,1988年1月公约对我国产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我国于1981年颁布了经济合同法、1985年颁布了涉外经济合同法、1987年颁布了技术合同法;1986年我国启动统一合同法的起草工作,在1999年颁布了取代以上三法的统一合同法;已经在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又将合同法纳入其第三编,并取代了原合同法。在同一时期,公约和合同法在两个不同的轨道上平行发展,这或许意味着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国内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公约对我国1999年合同法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合同法大量借鉴了公约的相关规定。那么,这一观点在民法典颁布以后是否依然成立呢?本文试图对公约和民法典的相关条款进行比较,以期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有法律规定不是以自我为目的,而是为了规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本文的比较不仅是为了找出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相关条款之间的共性和差别,而且是为了探究在存在不同规则时究竟哪个规则更有利于维持合同关系、解决合同纠纷。限于篇幅,本文的比较主要围绕国际商事合同的判断标准和基本原则这两个方面展开。但在对具体条款进行分析比较之前,本文首先论述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的可比性。

二、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的可比性

在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呢?如果两个不同的法规有着相同的调整对象和相同的立法目的,它们之间便具有可比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两个不同的法规需要规范并解决相同的社会问题,这时便可以比较它们是否采取相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进一步比较哪一种方法更加有效合理。或许有人会认为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之间不具有可比性,因为两者之间有太多的差异:首先,两者在条款的数量上就有很多的差异,公约只有101个条款,而民法典合同编却有着526个条款(第463条-第988条)。其次,两者形式不同,公约仅仅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1条就明确规定了这一点,它相当于国内法中的单行法;而民法典合同编显然不属于单行法,也不属于一般法,而仅仅是民法典的其中一编。再次,两者的调整对象也有很大的不同,如上所述,公约仅仅调整货物买卖合同;民法典合同编不仅调整货物买卖合同(民法典第三编第二分编第9章),而且调整赠予合同、借款合同等19种合同类型,包括“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这两种准合同。而且即使两者均调整货物买卖合同,两者仍有不同:即公约的调整对象仅限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而民法典合同编不仅适用于中国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而且适用于中国当事人和外国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因为民法典第464条规定,“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可见,该条并未对合同当事人的国籍或营业地进行限制,既然如此,这里“民事主体”应该包括中国民事主体和外国民事主体。最后,两者的结构也并不相同。公约总共由四个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适用范围和总则”、“合同的订立”、“货物销售”和“最后条款”四个部分。民法典合同编则由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通则”、“典型合同”和“准合同”。

尽管如此,两者之间还是具有可比性。因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调整对象,即货物买卖合同。民法典合同编还规范着公约不调整的国内货物买卖合同,但这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可比性,因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也是货物买卖合同的一种,它与国内货物买卖合同一样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如订立、履行和违约救济等。事实上,民法典合同编并没有将这两类合同分别规范,恰恰相反,合同编对它们进行了统一调整。另外,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也有着相似的目的。根据公约的序言来看,制定公约的一个目的是“通过制定统一规范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规则,而且该规则考虑到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这将有助于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一规定不仅明确规定了制定公约的目的,而且规定了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制定在不同成员国均得到遵从的合同法规则,保障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民法典第1条则明确规定了制定该法的目的,即“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合同编是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这一立法目的同样适用于合同编。民法典第465条还规定了实现这一立法目的的途径,即“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由此可见,尽管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之间存在不同,但两者之间依然具有可比性。下文将对两者的主要规定进行比较;当然,由于两者条款众多,民法典合同编尤为如此,故本文的比较仅限于两者规范货物买卖合同的规则,且主要围绕基本原则、合同订立规则、解除规则这三方面展开。

三、国际商事合同的判断标准的比较

由上可知,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有着一个相同的调整对象即国际商事合同。当然,公约将它称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全名表明了这一点;另外,公约第1条“适用于两个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的规定也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而我国法律则将它称为“涉外民事合同”,因为民法典第464条规定,“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可见,该条并没有对合同当事人的资格进行限制。这意味着:民法典不仅适用于两个中国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而且可以适用于两个中外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或者两个不同的外国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后两者称为涉外民事关系,那么,涉外商事合同自然是涉外民事关系的一种。

可见,尽管名称不同,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合同的两个当事人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当然,将公约和民法典合同编适用于某一合同时,离不开这一前提条件:相关的合同必须属于国际商事合同。那么,两者对国际商事合同的判断标准是否相同呢?

公约的判断标准

公约在实际上规定了两个判断标准。第一,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所在国标准。这一标准规定在公约第1条第1款:即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必须在不同的国家。据此分析,如果两个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同一个国家境内,则不适用公约。第二,当事人的习惯居住地。公约第10条第2款规定了这一个判断标准,即:如果一个当事人没有营业地,便参照其习惯居住地。一般认为,这一标准适用于自然人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情形,因为自然人显然没有营业地。可以看出,公约没有将当事人的国籍作为一个判断标准。公约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了这一点:在确定公约是否适用于某一合同时,当事人的国籍不是考虑因素。

综上所述,如果合同双方的营业地或习惯居住地位于两个不同国家,这便构成公约意义上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我国的判断标准

民法典没有直接规定国际商事合同的判断标准。我国专门颁布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法并没有对“涉外民事关系”这一概念进一步界定,但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概念作了统一的司法解释,由于国际商事合同无疑是“涉外民事关系”的一种,所以,可以将这一司法解释规定的“涉外民事关系”判断标准同时视为国际商事合同的判断标准。根据该司法解释,“涉外民事关系”是指“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由此可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法律规定了五种“涉外民事关系”的判断标准。其一,“外国国籍”,上文中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显然是指具有外国国籍或没有国籍的当事人;据此,只要合同一方当事人为外国人或无国籍人,他们之间便构成了国际商事合同关系,如果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同样如此。其二,“外国法人”,其意思是商事合同的一方或双方应该为“外国法人”。那么判断一公司是否属于“外国法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我国法律首先确认了“登记地标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1款和公司法第192条均规定了这一标准,据此,一个公司法人是否为外国法人,根据其登记地的法律来判断:如果一个公司是根据外国法律登记注册的,便是外国法人。其次,我国法律还补充规定了“营业地标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如果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据此分析,如果一个公司法人在我国注册,但其主营业地在日本,那么,它便是日本法人,它签订的合同便构成国际商事合同。其三,“经常居住地标准”,这显然是指合同当事人为自然人的情形,即使合同双方都有中国国籍,但如果他们的经常居住地在中国境外,也属于涉外民事关系,他们签订的合同也属于国际商事合同。其四,“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将它适用到合同法领域,它应该是指:合同标的物不在中国境内,而在外国境内。其五,“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如果将这一标准适用于合同法,它应该是指:不论合同当事人的国籍或注册地,只要合同是在中国境外签订的、修改的或终止的,它便属于国际商事合同。

公约标准和我国标准的比较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约和我国法律规定的判断标准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

1.两者的共同点

由上可知,在国际商事合同的判断标准方面,两者有以下共同点:

第一,均将营业地在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判断标准。公约第1条明确认了这一标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2款也确认了这一标准。在此共同点的基础上,两者也有差异。公约将合同当事人的营业地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我国法律将它视为替代标准,因为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2款,只有在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时,才可以适用营业地标准;另一不同点是:我国法律将法人的营业地分为主营业地和次营业地,而且在判断是否

[1] [2] [3] 下一页

猜你喜欢
推荐图文
“欧洲第一款”,空客SIRTAP无人机来了
一览无余:7月汽车业大事就这些了!
天津航空货运安检站今年已检货物超3000吨
最新图文
一览无余:7月汽车业大事就这些了!
华贸物流拟以2.21亿元挂牌公开转让佳成物流25股权激发主体市场竞争力
费纯科:建设智慧物流园,为国际物流产业注入新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