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底参加了一个汽车供应链的行业年会,有好多中国供应链的厂商跟我说,以前BBA的那些供应链体系,他们要想打入进去太难了,人家根本不给你任何机会。而现在他们主动过来找我们询价了,这背后真的是意味深长。
四、关税战不再能解决美国困境
施展:我们看到从2018年开始,全球贸易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很大的特征是——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不重合。
在20世纪90年代,各国之间的贸易主要以制成品为主,70以上的商品在单一国家完成生产,这使得政治与经济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然而,到了2018年,这一局面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超过70的全球贸易,已经变成了中间品贸易,商品的生产跨越多个国家,供应链网络高度复杂化。
这种变化,使得传统的贸易战手段难以奏效。比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也与欧洲、日本打过很多次贸易战,当时都能达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为那时政治与经济空间是重合的,只要把关税壁垒竖起来,对方的产品就是进不来,什么办法都没有。
然而,在全球化高度分工的今天,关税壁垒无法切断跨国供应链的联系。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绕过关税,例如将组装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使得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所以在2018年那一轮贸易战中,中国当时的贸易顺差是3500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顺差国,然后德国是第二大顺差国,当时在2000亿~2500亿美元之间。而到了2024年,中国的顺差达到了几乎是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2018年贸易战虽然打得很厉害,但反而中国的出口顺差越大。并且在出口国里,美国已经不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了,变成了东盟,但东盟怎么可能真正消费那么多东西,其实是东盟成为了一个新的转口地。但这种转口不是简单的纯贴牌,实际上也是会有一些加工的增值过程。而这个增值过程,也就促成了供应链更大规模的溢出,也意味着经济跟政治空间的不重合变得更严重了,历史上的那些做法就更加不会奏效。
五、美元高估、制造业空心化与美债危机
何必:我们知道川普这次关税政策的烙大饼,其实也是有很强的意图。很多人都指出,去年11月,上一任川普的财政部经济政策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兰,写了一份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以及相应形成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体系。这个东西被认为是川普现在执行的路线图。你觉得川普是想达成怎样的一个目标?
一鸣: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如果往更底层的改变来看,就像不少人在关注的斯蒂芬·米兰所写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它被誉为美国贸易战的行动纲领。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经济的三大核心问题:美元高估、制造业空心化和美债危机。
它认为,一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里芬难题”,使其汇率被高估,这种高估虽然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铸币税红利,但也导致了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贸易逆差。此外,美元的高估还使得美国制造业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
来源:hudsonbaycapital.com
二是制造业空心化。从产业结构来看,美国的制造业规模,已无法支持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相比之下,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1/3,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的缺失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战略软肋。
三是全球责任失衡,美国承担过多国际公共产品,如美元流动性、军事保护成本,但未获相应经济回报。
然后它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先关税,后汇率,再安全工具”,通过重构全球贸易与金融秩序,实现“美国优先”的三重任务:减少贸易逆差、重振制造业、转嫁美元储备成本。
六、“海湖庄园协议”:前提逻辑不对
何必:说到美国内部的金融难题,特别是国债问题,其实《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里面,就讲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麻烦。简单来说,美元作为世界贸易货币的话,它的汇率可能要比现在更低一点,但同时美元还是一个重要的避险资产,它还和石油挂钩,只要各个国家有能源需求,就要买石油,所以大家需要在纯粹的商品贸易之外,储备更多美元来应对各方面的需求。而这种高储备,就会导致美元汇率被推起来了。
那么这一次川普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大家把美元吐出来,回流到美国,增强美国的实体经济实力。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是希望大家去购买美国国债,这样就能把现金回流美国。但如果要是更多人来买国债,美国也要能支付得起利息。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越涨越高,这也就是其他国家能够反制美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假如有人在金融市场抛售美国国债的话,它的逻辑链条就会被打断。这两天美国国债也是经历了一个过山车。那施老师您怎么看米兰这样的一个设想,与当下美国金融市场实际反馈之间的差别?
施展:海湖庄园协议我也看了。但我觉得里面是有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地方,为了它所提出的所有目标能够成功,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必须得重振。只要不能重振,整个逻辑就全泡汤了。
但问题是在利率很高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制造业的,因为这是很不划算的,所以他就必须得把利率打下来。
而在重振制造业的过程中,一定会导致通胀上升,因为美国制造业的效率低,否则美国也不会成为消费国。但如果非要把制造业搞起来,成本就一定会上升,那这就会使得通胀又控制不住了。
通胀控制不住,国债收益率与通胀之间是有某种联动关系的。如果通胀率很高,国债收益率又很低,这会导致国债是卖不掉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想把制造业回流,就一定得承受通胀压力,而通胀压力直接推高了国债收益率,跟目前的这个目标又是冲突的,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左右互搏。
七、全球旧秩序正在崩溃
一鸣:刚才我们是在讲米兰的逻辑,那在这次激烈的关税政策背后,是由哪些底层变化带来的?
施展:关税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在追求对全球秩序的重构,这是一个工具,是一种手段。
之前的全球化,是建立在一个多边体系基础之上的全球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多边体系对美国确实不是最有利的。包括所谓的美元被高估,缺点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被高估,但相应的,美国就可以从全球收铸币税,这个对美国来说肯定是划算的,只是当时间足够长之后,就会引发新问题。
美国在上世纪后半段的经济很好,原因在于美国的东海岸有资本,西海岸有从0到1的技术创新,两边再相结合,那就会出现很厉害的技术型公司。但这种从0到1的创新,确实单点突破能力特别强,会带来绝对的超额财富,但是财富扩散效应比较差。久而久之就会带来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从1到n的过程,让更多人都能够参与到这种创新中,形成财富扩散效应。
那么在以前,中部地区就是来做这个从1到n的,从而使得美国内部形成健康的经济分工生态。但是随着全球化,中国的东南沿海制造业大规模崛起了。并且崛起到一定规模之后,那种网络式的涌现效应就出现了,这使得中国即使劳动力、土地价格提高了,但是对综合成本的控制能力仍然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东西海岸没什么影响,但是从1到n的过程,不再发生在美国中部地区了,而是转移到了中国的东部沿海。美国东西海岸越创新,中国越被拉动,同时美国中部地区,也就是铁锈带,就越被落下了。
这就导致了美国内部,出现了一种东西海岸与中部地区的经济撕裂。经济撕裂一定会演化为社会撕裂,因为各种社会关联,实际上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而关联起来的。当社会撕裂到了一定程度,那就一定会演化为政治撕裂。我们看最近这几届的美国大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撕裂,实际上底层的原因,跟这种经济撕裂是直接相关的。
在社会没有撕裂的时候,往中间派站的竞选者,能够获得更多选票,但是在社会很撕裂的情况下,越往中间派站,就会导致两边都不认你,选票反而丢了。所以社会越撕裂就会导致政治越来越两极化,最终转化出来的,就是一种很激进、很极化的对内对外政策,这肯定会让一部分的美国很难受,同时也会让世界难受。
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必须得解,但要怎么解?首先我们还是得来看,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在一个多边框架的体系之下,对美国来说只要给的时间够长,它一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索性特朗普就把整个多边体系给推翻了,但这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去全球化,而是把基于多边体系的这种全球化,也就是对美国很不利的全球化,转换为一系列的双边关系。
美国与除了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去谈的时候,他都肯定是甲方,于是他就能谈出一大堆的双边关系。所有这些双边,最后因为都是跟美国签的,就会形成一种新形态的全球化。过去的多边全球化是一种网状结构,那么今天的这种,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轮辐式的全球化。
或者打个比方,以前像是希腊城邦的状态,而今天美国想实现的,其实就是罗马帝国的状态,它们都是一种全球化的结构,但玩法不一样。
当然我们一直在说,这种多边结构对美国如此之不利,那为什么之前美国还会主动推进这个体系呢?这是因为那时,美国在这个多边体系里有绝对优势地位。只要有绝对优势地位,那种多边体系对美国来说,跟这种轮辐式的也差不太多,但是现在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被打破了,所以美国要主动切换。
八、新中世纪化:政治与商业空间的分裂
一鸣:像苹果这样的做法,也是导致近年来反全球化的思潮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伴随着多国右翼崛起,您觉得未来全球化与孤立主义一个新的均衡点会如何实现?
施展:我现在越来越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世界正以某种方式再度“中世纪化”了。我们看中世纪的历史,欧洲遍地都是封建领主,领主和领主彼此之间打得一塌糊涂,但同时在领主们这套政治系统之外,还有一套完整的商业系统,是由遍及欧洲的商业网络所运转起来的,里面都是商人们在频繁活动。
也就是你们领主打你们的,我们商人做我们的,这套商业网络跟政治网络,完全是不重合的。每个领主都有自己的一小块政治空间,但商业空间是一个遍及全欧洲的网络。
那么如果某个领主,要把自己领地上的商业网络节点,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城市,要是把某些城市搞得很惨的话,那大不了我们商人网络以后就不从这走了。但被商人网络抛弃对领主们来说可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领主们打仗的时候,是需要资金的,而融资最简单的办法是找商人们借钱,如果别的领主可以借到钱,你却没有机会了,那你接下来就要吃大亏。
所以领主们不得不克制去搞商人的欲望,去节制这种动力。这就会形成在政治空间之外,平行的一个商业空间。
今天我们同样走到了一个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不重合的时候,这种空间的不重合性,也使得越来越需要两种平行空间的演化了。当平行空间演化出来后,未来在经济空间里,也会需要有一种商人自治的逻辑。
我在之前的书《破茧》里,就做出过一个假想,未来有可能会在一系列平台型巨头里,像OpenAI、Google、Apple、字节就属于,但这种级别的公司肯定也不会超过10家,他们有着巨大的跨国布局,建立了穿透全球的网络,他们就是经济世界里的“参议院”。
然后那些数量庞大的中小公司,它们是这种跨国网络的一部分,在其中寻找发展机会,但自己的体量又不足以形成跨国布局,由他们构成经济世界的“众议院”。
然后参众两院一起,形成一个经济世界的运行逻辑。同时这套网络也会利用各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冲突,就有点类似于中世纪的那些领主,彼此在对抗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