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6-03-25
“航空大都市”理论由美国学者约翰·卡萨达(JohnKasarda)于21世纪初提出,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城市成功落地,如荷兰史基浦、美国孟菲斯、阿联酋迪拜及韩国仁川等。在中国,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也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郑州航空大都市研究院院长约翰·卡萨达,日前接受“东西问”独家专访,详细阐释了这一理论及东西方发展路径的异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什么是“航空大都市”理论?
约翰·卡萨达:“航空大都市”是一种以国际化大型枢纽机场为核心的城市形态。在速度经济时代,机场已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支撑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不断吸引众多与航空业相关的行业聚集到其周围,从而形成一种以机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发展形态。
经济全球化带来以时间为本的竞争方式。航空运输因更加适应国际贸易距离长、供应链范围广、时效要求高等需求,成为继海运、河运、铁路、公路运输之后,驱动经济发展的“第五冲击波”。
从空间结构上看,“航空大都市”通常呈现圈层发展模式。机场位于同心圆的圆心,随着机场辐射范围的扩大,同心圆所辐射的区域范围也随之扩展。包括郑州航空港区在内,全球多座航空城市均符合这一特点。
夜色中的郑州航空港站。(资料图)发侯晓鹏摄
记者:众多中国城市正在发展临空经济,您认为中国如何发展好航空经济?
约翰·卡萨达: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顶层设计能力、统一规划与推进机制、政策连贯性。中国高度重视机场建设,几乎所有拥有大型枢纽机场的城市都提出了建设“航空大都市”的目标。
不过,“航空大都市”的成功建设需要满足特定条件:适宜的商业产业、连通性强的机场、发达的地面交通网络和完备的城市规划,四者缺一不可。其中,发达的航空与地面交通网络是基础保障,它们能实现快速的全球连接,并确保机场与周边区域之间的高效衔接;适宜的商业产业则是重要支撑,若缺乏适宜的商业与产业,机场仅能作为航空枢纽,却无法发展为“航空大都市”。
中国城市的多样性决定了需要差异化发展,沿海与内陆、古都与新城、制造业基地与文旅名城,每个城市都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
以郑州为例,其两小时航空圈可覆盖全国三分之二人口,拥有比沿海更低的运营成本。关键在于其通过“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建立了世界级的航空货运通达网,成为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
2026年3月16日,河南郑州航空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飞机起降吸引众多民众专程前来打卡。发王中举摄
记者:从全球多个航空都市经典案例来看,东西方在发展“航空大都市”路径上有何异同?
约翰·卡萨达:我认为,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制度环境和治理机制。西方模式更多是市场主导、自然演进,需要协调多方利益;而东方模式则更多体现为战略驱动、顶层设计、快速推进。
以伦敦希思罗机场为例,新建一条跑道的论证和审批需协调多方利益,耗时超过30年。相比之下,不同地区的案例则展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路径。例如,迪拜凭借自上而下的超前战略眼光,以及对全球与本地资源的强大整合能力,以创纪录的速度迅速建起一座“航空都市”;仁川借助首尔都市圈优势,通过自贸经济区与航空枢纽的融合,展现了产业政策与开放战略的协同效应;郑州航空港区则用10年时间取得了超越全球多数“航空都市”数十年的发展成就,展现了东方模式下“统一规划、系统推进”的强大效能。
我想强调的是,这并非“一方优于另一方”,而是不同治理模式下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体现。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航空大都市”的基本规划原则可适用于大多数地方,但其成功实施高度依赖文化、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等本地因素。
2026年4月8日,一辆满载农机自动驾驶系统及配件箱的TIR(国际公路运输)车辆,从河南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出发,驶往德国法兰克福。发陈贵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