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除承运人责任限额的“故意不当行为”
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是华沙体系下公约的基本特征。当旅客没有在交付托运时特别声明行李价值,证明承运人存在故意不当行为,是突破承运人责任赔偿限额的唯一途径。
1.华沙公约第25条第1款规定的“故意不当行为”
根据华沙公约第25条第1款,若旅客证明损失是由承运人“故意不当行为”导致的,则承运人“无权引用本公约关于免除或限制承运人责任的规定”。1955年9月28日在海牙订立的修改1929年10月12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和1975年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第4号蒙特利尔议定书阐明了华沙公约第25条“故意不当行为”的含义:“承运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害而轻率地(intenttocausedamageorrecklessly)作为或不作为”,蒙特利尔公约第22条第5款使用了相同的措辞表述。因此华沙公约第25条第1款与蒙特利尔公约第22条第5款对免除承运人责任限额的这一规则实质上是相同的。
2.“故意不当行为”的证明标准
美国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指出,“故意不当行为”的判定标准要求原告必须证明,被告要么有意造成损害,要么在主观上知道可能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轻率行事。这一主观故意标准将很多行李灭损的索赔人“困”在了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内。在1991年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处理的“楚克武马诉法航集团案”(Chukwumav.GroupeAirFrance)中,原告两件托运行李在运输途中被延误。大约一周后,其中一个行李部分丢失或被盗。法院认为,原告所提交的相关书证和物证仅构成猜想,而非确凿的指证,仅凭部分行李丢失或被盗的事实就推定承运人“故意不当行为”。而这种推定将严重削弱华沙公约第22条承运人的限额责任,因此驳回了原告这一论点。
与之相似,2008年“巴萨姆诉美国航空公司案”(Bassamv.AmericanAirlines)中,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援引了上述观点。在原告巴萨姆抵达目的地后四个多月被告美国航空公司才将其托运的行李交付给她,而其中大部分物品被盗。虽然巴萨姆在行李延误后填写了“行李和内容描述”和“财产调查表”列明所丢失行李的内容,但并不能代替价值声明的作用。巴萨姆试图将承运人迟延交付并部分丢失行李定性为“故意不当行为”,然而法院援引了“楚克武马诉法航集团案”中的观点,同样认为在蒙特利尔公约下,巴萨姆的推定无法免除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
美国纽约地方法院在审理“哈钦森诉英国航空有限公司案”(Hutchinsonv.BritishAirwaysPLC)时,从一系列的承运人明知可能导致损害仍轻率地对待行李案件中,针对蒙特利尔公约第22条第5款免除承运人责任限额的条件,提出了几点判决指导意见:首先,为了符合第22条第5条免于承运人责任限额的条件,原告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承运人的行为不仅仅是疏忽,而且主观地意识到其行为会导致非法损害的可能性;其次,原告不仅要证明承运人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正常的看管行李标准,而且还要证明其主观上意识到了这种偏离,而且原告不能仅仅依赖于行李丢失、损坏或延迟的事实来证明承运人存在过错。同样,在“马某诉法航案”中,中国法院认为,仅凭行李箱被撬开的事实,不足以证明法航存在导致行李灭损的“故意不当行为”。
(三)
旅客行李损失具体金额之确定
马某对其主张遗失的物品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在法国购物的相应票据以及未注明商品名称的退税单,无法证明这些物品已交由法航托运。“马某诉法航案”以法航自愿顶额赔偿结束,未能充分体现中国法院实践中如何认定行李损失的具体金额。旅客行李灭损的具体赔偿金额应该如何确定,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在确定行李丢失的情况下,某些法院要求航空承运人给付蒙特利尔公约第22条第2款规定的最高赔偿限额,认为行李丢失属于最严重的行李损坏情况,而不要求乘客提出或举出额外的证据;相比之下,其他法院认为,即便是行李丢失,旅客的赔偿金额必须由法院根据其提交的证据来确定,旅客必须需要通过法律允许的手段来证明其遭受的损失金额。
针对这一问题,欧盟法院在回应西班牙法院的先决裁判中作出了解释。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第2款应当结合第22条第2款一同理解,如果旅客的托运行李没有在交运时特别声明其价值而遭损毁灭失或延误,其应得的赔偿金额必须由受案法院根据该国证据规则等法律适用规则来确定,并且这些规则不得比管辖类似的国内诉讼规则更不利,亦不得使蒙特利尔公约所赋予的权利在实践中无法行使或过分困难。
结语
“马某诉法航案”是中国适用蒙特利尔公约解决国际航空旅客托运行李灭损纠纷的典型实践。根据蒙特利尔公约,当前承运人对国际航空旅客行李灭损赔偿责任以每名旅客1288特别提款权(约合1.145万元人民币)为限。若旅客在交付托运行李时声明其价值并给付附加费用,承运人在其声明价值范围内赔偿。尽管承运人在1288特别提款权范围内承担无过错责任,旅客仍需举证其所受损失的具体金额。马某提供的在法国的购物小票、退税单只能证明其购买了部分商品,并对其中一部分商品办理了退税手续,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遗失的物品放入了行李箱予以托运。因此,为了便于可能的索赔,旅客在交运行李时应当注意留证。在托运价值较大的行李时向承运人声明价值,将更利于旅客保障其利益。此外,若证明行李灭损是由承运人故意不当行为导致,则赔偿责任限额不适用。在举证方面,仅凭行李被盗的事实并不能推断出承运人存在故意不当行为,承运人一方也没有义务提交行李托运处、海关检查站等相关的监控录像。旅客往往很难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承运人存在故意不当行为。总的来说,旅客对自己的财产应尽到谨慎保管的注意义务,在托运价值较大的物品时声明价值或事先投保,才能尽可能降低行李灭损风险。
原标题:《黄佳贝|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行李灭损赔偿责任的认定与启示——以2019年“马某诉法航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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